第639章 国地分税六四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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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越国公王之仁破兖州，屠了城中两万顽抗之兵，整个山东便都宣告收复，这也算是御营将士对皇帝的新年献礼。
河南方向，则还有南阳和颍州两地还在鞑子手里坚守着。
但天子义儿朱忠义率归德镇连续做战，配合郑遵谦他们收复汝宁府，攻占光州后，颍州的鞑子也就彻底被截断包围成孤军。
鞑子在西面南阳沿熊耳山伏牛山方城山一线天险，勉强守住了南阳，保住了这块重要的通道，经商洛联通关中，并为襄阳、郧阳之依托，也守住了汉水下游。
从整个局势来看，虽然鞑子现在吴三桂镇守西安，守住关中平原，又保住了武关通道，联通南阳，守住湖广荆襄。
但明军夺取汉中后，李国翰鳌拜虽还死守着褒城镇，但已经被围的非常难受。
同样，郧阳和荆州也被围了，双方大小战数次，清军始终无法解围，更别说增援徐、颍战场，只能是据地分守，眼看着明军今年先在汉中发力，然后又在东线发力，把河南山东基本收复。
剩下几个堡垒，也只能朝不保夕。
明军都已经兵进太行，沿着太行成功的从河南进入河北，先取大名，再进真定，眼看都要打到保定去了。
真定府城已被拿下，鞑子也只能匆匆分守太原和保定，顾头不顾腚，捉襟见肘，十分狼狈。
尤其是济南和兖州两战，斩杀近三万，俘虏万人。
鞑子已经不是伤元气，而是脊梁骨都被打断了。
颍州的勒克德浑万余人，随时有可能全军覆没。
仗打到这份上，其实鞑子现在上下都很悲观了，许多人已经在喊着撤回关外。不过现在问题是，他们想撤，都不容易了。
今年，绍天朝再开启朝集制度。
各地督抚布按分巡知府，一及一些驻军大将等纷纷入京朝集，不少官员从十月底就开始进京了。
再启朝集，主要目的还是加强中央对地方上的控制，特别是经历了晚明以来地方失控后，越发需要了。
其实从汉代开始，地方官员定期往中央述职，叫上计。
朝集不仅仅是来京拜见皇帝，更是一种中央审核调查，所以每年各府的知府，分巡，省里的布按、总督巡抚、巡按等都要返京朝集，在此期间，由他们的佐贰官暂代职事。
各地驻军的游击以上主官，也要入京朝集。
朝集最重要的就是考核，包括官员向中央各级做报告，接受考核问询，另外就还有推荐人才，参加礼仪，以及地方、军队重要问题的汇报等。
这是一次面对面的机制，比起公文往来要更直接清晰。
当然，朝集制度，还方便朝廷任免罢黜调离官员，尤其是军队的将领，来了后，就地免职，不用担心他抗命不遵等等。
如今大明中兴，天下还未完全恢复，各项新政推行，但中央对于地方上也掌控力不够，这时只能依靠地方各级主官们，可天高皇帝远。
所以安排他们每年入京朝集，当面沟通，既便于信息交流，也有利于中央权威提升。
当然，也便于对官员们的考课。
甚至一些得要的地方项目，以及军地的大额开支预算等，也需要他们当面申报并解释。
大量官员入京朝集，京城各部院忙的不可开交。
就连朱以海现在也是天天召见臣子，每天都得见上几十上百人，内外奏事处的待漏房里，更是每天坐无虚席。
许多官员甚至只能一批批见，单独见的机会都很少。
朝集使们要在京城忙到过完年，甚至到元宵节以后，才开始辞别返衙。
“今年朝集使们主要应映的问题还是财政这块，关于起运留存，以及征税等问题。”
总理处。
皇帝来开会，首辅宋之辅禀奏皇帝，再次提到税务和预算这块。
“今年我们开始实行冬估，和春秋拔的办法，十一二月进行财政开支估算，拟定次年开支后，分春秋两季拔款，以进行调剂。
我们地方上的税赋，其中地丁这块，按冬估数，地方征收后，先留存好地方所需开支，其余的全部起运，若实际用所不足，再进行春秋拔补充调剂，但现在地方官员们普遍反映，冬估预算过低，起运时过多，留存过少，地方用度不足，困手困脚，甚至造成地方官吏俸禄拖欠等问题。
一些额外的项目，如水利、救灾、修堤、修城等也是无钱可用。
希望能够增加冬估预算，加大留存比例，否则就算朝廷春秋拔，可上下调拔也非常麻烦。”
朱以海很清楚财政的重要性，之前已经在一点点的修改调整，如今有冬估、春秋调拔制度，但明显还是不足。
这倒不奇怪，任何制度总不是那么一来就完美的。
“朕最近召见督抚等官员时，也常听他们说起这事，朕也细思量许久，觉得问题关键其实还是在于起运和留存的比例问题。
现如今的地丁起运、留存比例，大约是有七三，另外厘金、工商税、关税、盐茶烟酒专卖税、矿产税等，现在都还是全部上缴国库，而战后百废待兴，用钱处也多，地方上也确实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”
以前大明制度的基本税很低，又没什么工商税，所以朝廷就算起运六四开，朝廷起运六，地方留存四，但结果还是朝廷不够用，地方也不够用，结果地方上的应对办法就是层层附加、火耗，朝廷则不断加征，如三饷等。
百姓负担于是不断增加，最后便是上下都乱了套。
明面征得一百万两，实际百姓可能掏了五百万，还欠了衙门账上几百万。
现在整顿吏治，调整税率税种等后，情况倒是好转了许多，但地方没有财政，用一分钱都要从上面申请调拔，不免还是造成了极大的问题。
“地方上的财政开支不小，我们之前做冬估，也就是把常项开支做了，诸如地方官吏俸禄工食银，办公费用等，其它非常项的没有算也没有留，不管是救灾还是水利，还是其它突发事项，额外超支，都没有预留，只能靠春秋拔调剂，但不够灵活也不够及时，地方一直没钱，现在吏治清明，监督的严，还不敢乱向百姓伸手，但早晚还是会出事的。”朱以海很直白的说道。
“朕看来，地方上还是得有一些财政，不能尽归中央，否则是做不了半点事情，也必然要害民的。
虽说大财政，中央统一调度有好处，也方便办大事，更能加强中央权威，但限制的太死，反而出问题。
“这样，朕看可以把税分成国税和地税两种，地丁银现在一年有三四千万两，不论征本色还是折色，也不少，可以直接按比例留存地方，不够可以再调剂，多了也不用上缴，就留在地方上储备。
至于比例，原先是七三，这个比例确实太低了，不如改成四六。”
“陛下，四六的话也不算多。”
“不，中央四，地方六。地方上的这六呢，县留三，省、府、分巡衙门各留一，这样每个衙门手里都有一笔钱粮，办事也更有效率。当然，钱可以多留些给地方，允许地方有自己的财政，但得加强相应监管，不能成为腐败之源。”
“用钱必须得先做预算，年后也还得审计，一些重大开支项目，也必须先向上级取得审批同意，不能乱用。”
地方开支大头还是官员俸禄、胥吏的薪水，以及办公费用，尤其是其中胥吏薪水这块，在过去属于不公开透明的，朝廷定的太少，又没给地方留存，于是这个巨大的缺口，过去都是靠加征，或者附加火耗，或另立其它名目等，比如驿站养马过去一匹马一年八十石粮，到后来一年五六百石粮，多的其实就是挪做他用的。
现在朱以海把这部份开支，让拿出来实际核算，官员胥吏等给到真实的薪俸，统筹开支，但办公费用等也是一大块。
官学开支、驿站开支，朱以海现在都是直接划入中央财政预算拔款，不由地方负担。
当然其它修路铺桥修城水利救灾等项目也多，这些不属常项，还有诸如帮扶贫困，救助孤寡，以及地方办公，公费秀才这种的开支也是不少的。
“除了地丁银四六分外，田宅交易契税，牲畜交易税、屠宰税，车马税、渔税、矿产税这些都可以按四六分，六成留存地方，四成上缴国库。
而其它盐茶烟酒人参糖专卖收入归朝廷，另外其产出税、牌照税则地方和朝廷仍四六分。
海关税、常关税，都归中央国库。
所有产品税，在产地从价征收，按不同类别以不同税率征收，税收皆归国库。
而货物税，亦出场从价征收，按本地半年内的批发价，按分类税率征收，税收皆入国库。”
皇帝所说的产品税和货物税，是如今工商税收里的两大类，货物税是流转税，按其流转征收的税，纳税人就是产和卖的人，实际负税人则是消费者。
产出税，则是生产和加工过程征收税。
现在的税种类不算多，营业税虽然也收，但因为不好监管计划，所以主要还是按估值，定出一个档次，然后征收相应营业税，相对税率定的比较低。
朝廷还征收厘捐，分行厘和坐厘，其实就是流转关税和营业税的附加，从最初统一值百抽一，到如今根本不同商品类别，征收不同的税率。
厘金的收入，全都缴入皇帝的军费库，专用于御营诸军军费。
其它的税，诸如牌照费，所有经商营业的都要办牌照，按不同行业、规模大小交费，其中也包括诸多牙牌费，从事中介的各行牙人，需要领取专门的牙牌，并交费。
卖盐的，得领有卖盐许可的执照，卖烟酒的得领卖烟酒的执照，卖百货的得领卖百货的。
而诸如开钱庄、当铺的，还得办专业的牌照，另外得交专门的税，比如典当行就得交当税。
商品主要就是从产品税、货物税、营业税几种征收，此处专卖税、资源税、关税、厘金，牌照税等也有。
其它诸如契税啊，车马税啊，屠宰税、矿产税等也新增不少。
原先所有这些税收入都是上缴中央，现在朱以海提出把一些税种拿出来与地方政府分享，甚至计划以后划出一些税来做为地方专享税，以加强地方财政。
“其它官有田地山林矿产变卖、出租所得，则暂时全归国有。”
“户部安排人统计一下，把地丁银增加给地方三成，又把其它这些税部份分享给地方后，能不能满足地方正常的开支，最好是能有点盈余。若是不够，可以再多划分一些给他们，当然，也需要严格制订好预算制度，银钱税赋皆是民脂民膏，每一分一钱，都必须用到该用之处，不能浪费。”
大臣们有些惊讶皇帝如此大方，不仅给地方把地丁正赋分成提高了三成，还把许多项工商税也给地方按四六分成。
虽说盐茶烟酒糖专卖和专税，矿产税、常关、海关，田地资源变卖所得，仍归中央，厘金仍归御营，但这次让步，还是非常惊人的。
地方上增加的留存和税收分享，甚至可能让他们财政收入翻番。
“陛下，会不会给的太多了，是不是一步步来，先地丁按起运和留存五五分，然后其余的仍暂归户部，厘金归御营？
官营归户部，少府监归内库？”
“地方上贫富不均，若有穷地收入少，开支不足，可由富地剩余调度补充？”
阮大铖提出建议。
朱以海却摇头拒绝了。
“既然要分，就多分点，不要抠抠索索跟个地主老财似的，我们的目的是搞活地方经济，减轻地方百姓负担，所以该多留存多分点就不能小气，否则最终这地方没钱，还是会想办法转移到百姓头上。
朕永不加赋的话，不能言而无信。
至于说各省地方间的留存拿来调剂，那地方以后哪还会有积极性？谁舍得自己衙门里省下来的钱再调剂给别地？这样搞，大家就会想着法子把钱用光，甚至年底突击花钱，这岂是朕之本意？
富裕的地方，能有节余，是好事，可以按比例拿出一些来给官吏们发奖赏，甚至多做点有益民生的工程。
也还可以做点地方上的官营产业，以钱生钱嘛。
如果只是搞均贫富，那哪个地方还会积极办差？”
“先按这个计划一下吧，看看具体情况如何，不要搞的地方上大家都背赤字，办起事来缩手缩脚，这怎么行呢。”
皇帝话说到这份上，大臣们倒不反对了。
其实大家也知道，一直以来地方上百姓负担重，其实最主要原因就是地方附加摊派，而附加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央没给地方留存多少钱粮。
这就好比官员俸禄高不一定就不贪污，但如果太低了，那么就算扒皮充草也会有许多人去贪污的。
换言之，乱世贼盗多，便是此理了。
随着越国公王之仁破兖州，屠了城中两万顽抗之兵，整个山东便都宣告收复，这也算是御营将士对皇帝的新年献礼。
河南方向，则还有南阳和颍州两地还在鞑子手里坚守着。
但天子义儿朱忠义率归德镇连续做战，配合郑遵谦他们收复汝宁府，攻占光州后，颍州的鞑子也就彻底被截断包围成孤军。
鞑子在西面南阳沿熊耳山伏牛山方城山一线天险，勉强守住了南阳，保住了这块重要的通道，经商洛联通关中，并为襄阳、郧阳之依托，也守住了汉水下游。
从整个局势来看，虽然鞑子现在吴三桂镇守西安，守住关中平原，又保住了武关通道，联通南阳，守住湖广荆襄。
但明军夺取汉中后，李国翰鳌拜虽还死守着褒城镇，但已经被围的非常难受。
同样，郧阳和荆州也被围了，双方大小战数次，清军始终无法解围，更别说增援徐、颍战场，只能是据地分守，眼看着明军今年先在汉中发力，然后又在东线发力，把河南山东基本收复。
剩下几个堡垒，也只能朝不保夕。
明军都已经兵进太行，沿着太行成功的从河南进入河北，先取大名，再进真定，眼看都要打到保定去了。
真定府城已被拿下，鞑子也只能匆匆分守太原和保定，顾头不顾腚，捉襟见肘，十分狼狈。
尤其是济南和兖州两战，斩杀近三万，俘虏万人。
鞑子已经不是伤元气，而是脊梁骨都被打断了。
颍州的勒克德浑万余人，随时有可能全军覆没。
仗打到这份上，其实鞑子现在上下都很悲观了，许多人已经在喊着撤回关外。不过现在问题是，他们想撤，都不容易了。
今年，绍天朝再开启朝集制度。
各地督抚布按分巡知府，一及一些驻军大将等纷纷入京朝集，不少官员从十月底就开始进京了。
再启朝集，主要目的还是加强中央对地方上的控制，特别是经历了晚明以来地方失控后，越发需要了。
其实从汉代开始，地方官员定期往中央述职，叫上计。
朝集不仅仅是来京拜见皇帝，更是一种中央审核调查，所以每年各府的知府，分巡，省里的布按、总督巡抚、巡按等都要返京朝集，在此期间，由他们的佐贰官暂代职事。
各地驻军的游击以上主官，也要入京朝集。
朝集最重要的就是考核，包括官员向中央各级做报告，接受考核问询，另外就还有推荐人才，参加礼仪，以及地方、军队重要问题的汇报等。
这是一次面对面的机制，比起公文往来要更直接清晰。
当然，朝集制度，还方便朝廷任免罢黜调离官员，尤其是军队的将领，来了后，就地免职，不用担心他抗命不遵等等。
如今大明中兴，天下还未完全恢复，各项新政推行，但中央对于地方上也掌控力不够，这时只能依靠地方各级主官们，可天高皇帝远。
所以安排他们每年入京朝集，当面沟通，既便于信息交流，也有利于中央权威提升。
当然，也便于对官员们的考课。
甚至一些得要的地方项目，以及军地的大额开支预算等，也需要他们当面申报并解释。
大量官员入京朝集，京城各部院忙的不可开交。
就连朱以海现在也是天天召见臣子，每天都得见上几十上百人，内外奏事处的待漏房里，更是每天坐无虚席。
许多官员甚至只能一批批见，单独见的机会都很少。
朝集使们要在京城忙到过完年，甚至到元宵节以后，才开始辞别返衙。
“今年朝集使们主要应映的问题还是财政这块，关于起运留存，以及征税等问题。”
总理处。
皇帝来开会，首辅宋之辅禀奏皇帝，再次提到税务和预算这块。
“今年我们开始实行冬估，和春秋拔的办法，十一二月进行财政开支估算，拟定次年开支后，分春秋两季拔款，以进行调剂。
我们地方上的税赋，其中地丁这块，按冬估数，地方征收后，先留存好地方所需开支，其余的全部起运，若实际用所不足，再进行春秋拔补充调剂，但现在地方官员们普遍反映，冬估预算过低，起运时过多，留存过少，地方用度不足，困手困脚，甚至造成地方官吏俸禄拖欠等问题。
一些额外的项目，如水利、救灾、修堤、修城等也是无钱可用。
希望能够增加冬估预算，加大留存比例，否则就算朝廷春秋拔，可上下调拔也非常麻烦。”
朱以海很清楚财政的重要性，之前已经在一点点的修改调整，如今有冬估、春秋调拔制度，但明显还是不足。
这倒不奇怪，任何制度总不是那么一来就完美的。
“朕最近召见督抚等官员时，也常听他们说起这事，朕也细思量许久，觉得问题关键其实还是在于起运和留存的比例问题。
现如今的地丁起运、留存比例，大约是有七三，另外厘金、工商税、关税、盐茶烟酒专卖税、矿产税等，现在都还是全部上缴国库，而战后百废待兴，用钱处也多，地方上也确实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”
以前大明制度的基本税很低，又没什么工商税，所以朝廷就算起运六四开，朝廷起运六，地方留存四，但结果还是朝廷不够用，地方也不够用，结果地方上的应对办法就是层层附加、火耗，朝廷则不断加征，如三饷等。
百姓负担于是不断增加，最后便是上下都乱了套。
明面征得一百万两，实际百姓可能掏了五百万，还欠了衙门账上几百万。
现在整顿吏治，调整税率税种等后，情况倒是好转了许多，但地方没有财政，用一分钱都要从上面申请调拔，不免还是造成了极大的问题。
“地方上的财政开支不小，我们之前做冬估，也就是把常项开支做了，诸如地方官吏俸禄工食银，办公费用等，其它非常项的没有算也没有留，不管是救灾还是水利，还是其它突发事项，额外超支，都没有预留，只能靠春秋拔调剂，但不够灵活也不够及时，地方一直没钱，现在吏治清明，监督的严，还不敢乱向百姓伸手，但早晚还是会出事的。”朱以海很直白的说道。
“朕看来，地方上还是得有一些财政，不能尽归中央，否则是做不了半点事情，也必然要害民的。
虽说大财政，中央统一调度有好处，也方便办大事，更能加强中央权威，但限制的太死，反而出问题。
“这样，朕看可以把税分成国税和地税两种，地丁银现在一年有三四千万两，不论征本色还是折色，也不少，可以直接按比例留存地方，不够可以再调剂，多了也不用上缴，就留在地方上储备。
至于比例，原先是七三，这个比例确实太低了，不如改成四六。”
“陛下，四六的话也不算多。”
“不，中央四，地方六。地方上的这六呢，县留三，省、府、分巡衙门各留一，这样每个衙门手里都有一笔钱粮，办事也更有效率。当然，钱可以多留些给地方，允许地方有自己的财政，但得加强相应监管，不能成为腐败之源。”
“用钱必须得先做预算，年后也还得审计，一些重大开支项目，也必须先向上级取得审批同意，不能乱用。”
地方开支大头还是官员俸禄、胥吏的薪水，以及办公费用，尤其是其中胥吏薪水这块，在过去属于不公开透明的，朝廷定的太少，又没给地方留存，于是这个巨大的缺口，过去都是靠加征，或者附加火耗，或另立其它名目等，比如驿站养马过去一匹马一年八十石粮，到后来一年五六百石粮，多的其实就是挪做他用的。
现在朱以海把这部份开支，让拿出来实际核算，官员胥吏等给到真实的薪俸，统筹开支，但办公费用等也是一大块。
官学开支、驿站开支，朱以海现在都是直接划入中央财政预算拔款，不由地方负担。
当然其它修路铺桥修城水利救灾等项目也多，这些不属常项，还有诸如帮扶贫困，救助孤寡，以及地方办公，公费秀才这种的开支也是不少的。
“除了地丁银四六分外，田宅交易契税，牲畜交易税、屠宰税，车马税、渔税、矿产税这些都可以按四六分，六成留存地方，四成上缴国库。
而其它盐茶烟酒人参糖专卖收入归朝廷，另外其产出税、牌照税则地方和朝廷仍四六分。
海关税、常关税，都归中央国库。
所有产品税，在产地从价征收，按不同类别以不同税率征收，税收皆归国库。
而货物税，亦出场从价征收，按本地半年内的批发价，按分类税率征收，税收皆入国库。”
皇帝所说的产品税和货物税，是如今工商税收里的两大类，货物税是流转税，按其流转征收的税，纳税人就是产和卖的人，实际负税人则是消费者。
产出税，则是生产和加工过程征收税。
现在的税种类不算多，营业税虽然也收，但因为不好监管计划，所以主要还是按估值，定出一个档次，然后征收相应营业税，相对税率定的比较低。
朝廷还征收厘捐，分行厘和坐厘，其实就是流转关税和营业税的附加，从最初统一值百抽一，到如今根本不同商品类别，征收不同的税率。
厘金的收入，全都缴入皇帝的军费库，专用于御营诸军军费。
其它的税，诸如牌照费，所有经商营业的都要办牌照，按不同行业、规模大小交费，其中也包括诸多牙牌费，从事中介的各行牙人，需要领取专门的牙牌，并交费。
卖盐的，得领有卖盐许可的执照，卖烟酒的得领卖烟酒的执照，卖百货的得领卖百货的。
而诸如开钱庄、当铺的，还得办专业的牌照，另外得交专门的税，比如典当行就得交当税。
商品主要就是从产品税、货物税、营业税几种征收，此处专卖税、资源税、关税、厘金，牌照税等也有。
其它诸如契税啊，车马税啊，屠宰税、矿产税等也新增不少。
原先所有这些税收入都是上缴中央，现在朱以海提出把一些税种拿出来与地方政府分享，甚至计划以后划出一些税来做为地方专享税，以加强地方财政。
“其它官有田地山林矿产变卖、出租所得，则暂时全归国有。”
“户部安排人统计一下，把地丁银增加给地方三成，又把其它这些税部份分享给地方后，能不能满足地方正常的开支，最好是能有点盈余。若是不够，可以再多划分一些给他们，当然，也需要严格制订好预算制度，银钱税赋皆是民脂民膏，每一分一钱，都必须用到该用之处，不能浪费。”
大臣们有些惊讶皇帝如此大方，不仅给地方把地丁正赋分成提高了三成，还把许多项工商税也给地方按四六分成。
虽说盐茶烟酒糖专卖和专税，矿产税、常关、海关，田地资源变卖所得，仍归中央，厘金仍归御营，但这次让步，还是非常惊人的。
地方上增加的留存和税收分享，甚至可能让他们财政收入翻番。
“陛下，会不会给的太多了，是不是一步步来，先地丁按起运和留存五五分，然后其余的仍暂归户部，厘金归御营？
官营归户部，少府监归内库？”
“地方上贫富不均，若有穷地收入少，开支不足，可由富地剩余调度补充？”
阮大铖提出建议。
朱以海却摇头拒绝了。
“既然要分，就多分点，不要抠抠索索跟个地主老财似的，我们的目的是搞活地方经济，减轻地方百姓负担，所以该多留存多分点就不能小气，否则最终这地方没钱，还是会想办法转移到百姓头上。
朕永不加赋的话，不能言而无信。
至于说各省地方间的留存拿来调剂，那地方以后哪还会有积极性？谁舍得自己衙门里省下来的钱再调剂给别地？这样搞，大家就会想着法子把钱用光，甚至年底突击花钱，这岂是朕之本意？
富裕的地方，能有节余，是好事，可以按比例拿出一些来给官吏们发奖赏，甚至多做点有益民生的工程。
也还可以做点地方上的官营产业，以钱生钱嘛。
如果只是搞均贫富，那哪个地方还会积极办差？”
“先按这个计划一下吧，看看具体情况如何，不要搞的地方上大家都背赤字，办起事来缩手缩脚，这怎么行呢。”
皇帝话说到这份上，大臣们倒不反对了。
其实大家也知道，一直以来地方上百姓负担重，其实最主要原因就是地方附加摊派，而附加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央没给地方留存多少钱粮。
这就好比官员俸禄高不一定就不贪污，但如果太低了，那么就算扒皮充草也会有许多人去贪污的。
换言之，乱世贼盗多，便是此理了。